改革检查制度的种种在赞美之声——和向来崇尚自由散漫的法国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相当浓厚的思想检查和管制土壤。

    1924年宪法大大放松了对于出版、创作自由的限制后，乔治瓦卢瓦在回到巴黎时，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向他的法兰西同志们介绍中国的改革情况，他写道：

    “……检查？多么可怕的字眼！对于我们，它的可怕不亚于大炮、刀枪、监狱，甚至国家。不管是保守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的武器库，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可怕的。但是，我们却把作为消灭这一切的工具的刀枪、大炮、监狱以及我们的国家看作是神圣的东西……

    ……要对所有出版物进行预先检查，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表现自由也就遭到了限制。固然，检查不一定直接意味着剥夺表现自由。但出版物发表的决定权由检查者主观意志决定的成分越大，人民的表现自由也就受到越大的威胁。因此，为了能够尽可能地保障人民的表现自由，另一方面又能收到镇压反革命的效果，检查不能允许主观随意性有其存身之处，必须有极其明确的标准，在非常恰当、严格的自我警惕的基础上进行……

    ……有人说，‘必须全部消除言论自由等一类偏见！国家对著作的指导是符合我们共产主义制度的。出版检查不是过渡时期的可怕特征，而是有秩序、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生活所固有的。’等等。揭开这种人——这种人从上述看法中得出结论，把批评本身变成了一种检举，或变成了一种削艺术之足，以适幼稚的革命之履的行为——的画皮，原来是一些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沙威探长，他们对秩序的追求结果不过是成为悲惨世界的制造者。要揭露那些哪怕是得到一点点权力也死抓住不放、骄横跋扈、不可一世，除了以此为乐别无所长的人……

    ……真正的危险不是那些限制自由的措施会使自己变成罗伯斯庇尔，而是这些措施将在党内生出一批沙威式的人物，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就有变为警察政治、强权政治的危险……

    ……或许，我们还不能实行宣传鼓动上的绝对自由。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极其慎重和极其节制。必须熟悉艺术史和艺术上的偏向，必须了解我们的敌人……无论我们怎样把检查你作为是一种耻辱，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携带武器也是可怕的。但是怎么办好呢？我们首先还是应该带着它。将来我们会用不着带武器，但是在今天还必须出色地使用它，然而枪口绝不能随意开火，必须受到像一切枪支管理法那样严格的限制……

    ……检查的限制标准，像中国推出的新法律规定的那样，我认为甚至敌视我们的作品也可以发表。当然这要极其慎重，并同时在该书中加上最有力的解毒剂——要增加诠释革命的序言和注释——需要让我们的读者了解一切，我们不必对之感到恐惧，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强大有力，以致可以利用这种本身有害的事物来推动通过文学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

    第一百六十八章 革命艺术

    乔治 瓦卢瓦的这篇文章铿锵有力，很好解释了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下的言论出版和创作自由权利。

    熊雄还向里德讲了另外一个故事：“五大结束后，北京正在举办的第二届北京艺术节上，有几位文艺界的大师创作了一出名叫《桃花扇》的话剧，是把中国明朝末年和清朝初期的一部戏剧改编为了新式的话剧样式，主要内容就是揭露明朝衰亡的原因，歌颂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民族英雄和底层百姓，展现明朝遗民的亡国之痛。

    然而它更深一层次的思想内核还是保留了老《桃花扇》的形式，吹捧了像左良玉这样的古代军阀和侯方域这样的政治投机者，所以一经上演，就引发了大量争议，不少观众写信给文化部和宣传部投诉这部戏，后来检查机关就顺应民意将它禁演。

    是林主席获悉此事后，取消了禁止上演的决定，允许上演这出戏剧。您知道，林主席本人写过很多关于明朝和清朝历史的文章，他本人对《新桃花扇》这部戏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他认为在上演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比禁止上演要好，然后就亲自写了对这个戏剧的批评，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桃花扇》戏剧及其相关历史的大讨论。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经过这样的一番讨论，《新桃花扇》虽然没有被禁演，可是大多数观众已经弄清楚了相关历史的原委，所以即便有戏院上演这出剧目，也很少有观众买票去看，自发的抵制和真正有教育价值的大讨论，都比直接禁演《新桃花扇》好得多。”

    “每一个艺术家，所有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都享有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理想而不从属于任何人地从事创作的权利。当然，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放任混乱现象存在。我们应该对创作过程进行充分的、有计划的指导，以培育出创作成果。”